水鸟调查：不能承受的希望之重

2004-02-01 14:11:04 第1页

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候鸟是禽流感的主要途径，但在一片捕杀家禽的声音中，从农业部到防疫部门乃至普通民众，对高高飞在天上的鸟儿充满了狐疑之心。要认识并且深刻体察人类与水鸟之间隐秘的联系，需要有更高的智慧和科学精神。
撰稿/汪伟

2004年2月1日。江西省鄱阳湖区。湖风和纷乱的雨丝中，一群水鸟突然惊飞。厦门大学的林清贤博士看到几只水鸟急速飞起，在空中划过了一道短促的弧线。
没有等他来得及调整好手中的设备，更多的水鸟不知从何处而来——雁、野鸭、天鹅还有鹤——闪电般掠过冬季枯水期的鄱阳湖水面，向远处飞去。
大风吹得林清贤得雨衣猎猎做响，雨水落在镜片上，雨靴陷在泥泞中，寒气透靴而来。天气实在太冷，林清贤的手指和意识都有些不稳定。没能确切地计算出这群水鸟的具体数量，他体会到了兴奋中夹杂有遗憾的别样滋味。

缘起

水鸟掠过鄱阳湖的场景像电影一样，每当林清贤提起或者回忆的时候，都会再他脑海中回放。2004年1月26日至2月16日，同样的情景和心情，在长江中下游广袤而零星的湖泊中、湿地上、滩涂边，一再地重演着。
1月26日是甲申年大年初五，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分会（以下称WWF）和国家林业局合作的“2004长江中下游水鸟调查”项目悄悄启动。由此至2月16日，十几支由WWF工作人员、专家学者、志愿者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调查队，同时对长江中下游五省一市（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和上海）和南黄海沿岸范围内的越冬水鸟展开了调查。
禽流感的新闻和传言正烈，水鸟调查似乎显得正当时令，又似乎显得不合时宜。2月9日，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提高警惕，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候鸟迁徙带来的禽流感疫情传播。在中国生活的1224种鸟类中，候鸟占一半以上，有的鸟类在东南亚地区越冬，而45类雁鸭类候鸟中，更有20种在东南亚禽流感疫情严重地区越冬。因此，沿江而下从洞庭湖而鄱阳湖，从安徽巢湖到崇明岛乃至长江口和南黄海沿岸，此次水鸟调查的路线图上，水鸟迁徙比往常牵动了更多的神经。
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候鸟是禽流感的主要途径，但在一片捕杀家禽的声音中，从农业部到防疫部门乃至普通民众，对高高飞在天上的鸟儿充满了狐疑之心。
如果不是禽流感，候鸟从寒冷的北方向南方迁徙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得到，年复一年，候鸟神秘的飞行姿态背后，透露着一个广大区域生态和社会经济巨大或者不为人知的变迁。
WWF的淡水与海洋项目对外联络官员陈立伟是调查项目的协调人，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调查项目的最初目标是在三峡水利枢纽运行的第一年，摸清长江中下游湿地及水鸟分布的基本情况，考察三峡工程和实施“退田还湖”政策对这一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水鸟调查项目专家组成员、江西区负责人戴年华告诉记者，水鸟是一种指示性生物，对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它们的迁徙路线、栖息地以及种群数量的分布与变化，对研究区域内生态变迁、评价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影响，都至关重要。
在长江流域进行水鸟调查，历史上五省都曾做过。洞庭湖和鄱阳湖等地，每年有例行的环湖水鸟调查。但类似的调查从未在长江中下游整个流域内同步进行过。专家认为两者存在重要差异。
“在长江中下游的多个区域里，同步进行水鸟调查，以前还没有过，”项目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试验师唐仕敏说，“以鄱阳湖为例，鄱阳湖区面积非常大，鸟类分布的情况是变动的，如果不强调同步，就难以保证数据的准确”。由此推断，要想获得更大范围内的准确数据，同步进行整个流域内的调查就非常必要。
2003年4月份，WWF开始和国家林业局就这个项目进行商谈。7月，WWF荷兰分会同意向中国分会提供资金，以实施一项湿地保护计划，水鸟调查计划被列在优先实施的三个子项目之中，分配到了5万欧元左右的项目资金。9月，项目计划最终确定。
2003年9月23日到9月25日，WWF在北京召开会议， WWF和国家林业局在会上宣布，林业部门将与WWF合作完成这次调查活动，调查队的成员由WWF、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和专家以及志愿者组成。一个六人的专家小组具体负责拟定这次调查的时间、区域、技术方法和后期的资料整理、数据统计和处理，直至撰写调查报告。WWF和国家林业局共同享有调查结果的发布权和解释权。
“我们希望这次调查的结果能够被有关部门采纳，作为今后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的依据。”陈立伟表示。

脆弱的飞鸟

此次调查的专家组成员大都是长期关注和研究长江中下游生态的专业人士。WWF和林业局主持的调查，是部分专家多年的梦想。
“国内外的专家这些年都在关注中国的湿地和长江中下游的生态情况，有些研究结果显示，湿地在减少，作为湿地生态指示性物种的水鸟数量也在发生变化，因此有必要对水鸟的摸个底，以此为据，对长江中下游的环境变化进行监测。”复旦大学的唐仕敏多年参加各种鸟类调查活动，一直关注崇明岛的湿地和物种多样化研究。提及东滩20年来的变化，唐十分感叹。
人类的活动在20年间的变化深刻的改变了周围的环境，但是巨大的变化却不为人知，城市发展的滚滚浪潮中，绝少人会注意到那些天上地下和水中的生物。20世纪80年代中期，唐仕敏在崇明岛上看到过上千只小天鹅成群栖息的景象，现在看不到了。
长江口地区曾经是雁鸭类水鸟的天堂。2月初，上海的调查队在这一带发现，水面上每隔上百米甚至是几十米就是一道渔网。这些渔网是用来捕鳗鱼的。潮水带来了鳗鱼，捕鱼者就趁退潮时收网。
“1988年，长江口地区开始有人捕鳗鱼，一直到1992年，捕鱼对水鸟的影响还不大，长江口还能看到成千上万的野鸭飞起来遮天蔽日的场面。但是现在水面已经完全被捕鳗鱼的人占领了。”雁鸭类水鸟的天堂一去不复返，最终被迫离开这个南迁北飞途中的驿站，这让唐仕敏十分痛心。
江西省社科院生物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戴年华是此次调查江西区的领队，和唐有着几乎同样的经历和感叹。1983年，戴年华刚从中山大学毕业，就坐着小船，在鄱阳湖区参加了一次调查活动。人进中年，回想20年来鸟与人共生的鄱阳湖的变迁，戴年华有几分豪情未减，也有许多失落渐生。
相比于1983年，大面积烧荒、大量种植杨树和发展畜牧、采沙等严重威胁湿地生态平衡等竭泽而渔的生产方式，影响了鱼类产卵场、水鸟觅食及越冬。人力有限，鸟类虽然有翅膀，但其实更加脆弱。戴年华常年在江西地区进行野外考察，眼睁睁地目睹了许多美丽的鸟儿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有一些就再也没有回来过。2003年11月至12月，戴年华在南矶山的湖泊里，看到了数以万计的候鸟，今年春节前渔民排水捕鱼，导致湖泊干枯，许多珍稀鸟类踪影全无，只见苍鹭孤独盘旋。
2月3日早上，记者随调查队前往弋阳县时，戴年华接到电话，WWF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说，在信江河弋阳县清湖乡段发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的行踪。
当天下午2点多钟，弋阳县清湖乡庙脚村。从望远镜中望去，数百米以外的清浅河流中，沙洲旁边，浮游着数只个体外观非常独特美丽的水鸟——可以看到雄鸟头上有漂亮的冠状羽毛。
这正是中华秋沙鸭，一种被列入国际濒危物种红皮书的珍稀水鸟。弋阳县内曾观测到数量近百只的中华秋沙鸭群，可能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越冬中华秋沙鸭种群。
弋阳境内越冬的中华秋沙鸭种群被发现，完全事出偶然。但对很多爱鸟者和从事鸟类研究的专家来说，中华秋沙鸭的命运是一个寓言。寓言揭示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湿地和水鸟的悲喜交集命运。
1999年，弋阳县清湖乡一位放牛的农民用鸟铳打下了两只当地人称“花鸭”的野鸭。专家一鉴定，大吃一惊：所谓“花鸭”，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踪迹难寻的中华秋沙鸭。此事在当地震动很大，“中华秋沙鸭”这个不好记的名字也在村民中变得家喻户晓。这让清湖乡乡长叶身文既喜又愁。有时候他不知道，中华秋沙鸭到底是从天而降的好运气，还是从天而降的麻烦。
“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肯定影响当地的生产生活，我要考虑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叶身文说，就在调查队停车的地方，四条装有挖沙设备的船停在岸边，这些设备是附近的村民1997年购置的，1999年发现了中华秋沙鸭后，不准在此挖沙，挖沙的人断了生计。作为一个小小的乡官，叶身文感到捉襟见肘，进退两难。
这次调查给叶身文带来了一个小小的惊喜。WWF希望清湖乡能够提出项目申请，如果申请被批准，中华秋沙鸭的保护计划会得到WWF小额贷款项目的资助。
对专家们来说，学术和经济发展，有时候像两条河水汇入大流，有时候却像天上的鸟和地上的人，彼此难以理解和沟通。中华秋沙鸭的命运验证了大型调查的必要，不然，更多的鸟儿会在消失在枪口下或者被污染的环境里。

因为爱，所以在

2月3日观测中华秋沙鸭的调查队员中，志愿者周家礼来自香港观鸟会。凌晨2点多钟，他才与其他三名志愿者：余日东、刘伟民和英克劲抵达南昌。周家礼看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华秋沙鸭，十分兴奋。
周家礼是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的工作人员，观鸟多少和大学里学的是环境专业有关。而来自厦门的彭志伟是航空公司的机械师，江航东是可乐公司的员工，专业是电子——更多的志愿者和他们情况相似，参加到WWF和林业部的调查中来，只是因为对鸟儿的喜爱。
厦门观鸟会这次共派出了四位志愿者投入调查。2月2日晚上10点多钟，厦门大学的教师林清贤还赤脚到隔壁去串门。在干燥清洁的宾馆里，回想在鄱阳湖上的阴雨连绵的调查，他们还心有余悸。
在鄱阳湖上进行调查时，队员都住在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站或保护点里。有的保护点远离周围的村庄，条件艰苦。夜雨敲窗，雨水透过关不紧的窗户，直接飘入室内。虽在鄱阳湖边，但有的保护点饮水不便，湖水不能直接饮用，“水比什么都珍贵，不要讲洗漱，就是做饭都要一勺勺地量用”。
志愿者的工作很多是不为人知的。杨斌，弋阳县电影公司工作人员，《江西画报》特约记者。虽然月工资开不到200块钱，仍然一天到晚带着相机，转悠在信江河畔，拍摄水鸟。弋阳县中华秋沙鸭受到关注，很多有赖他的工作。
清湖乡乡长叶身文是杨斌的同学。杨对水鸟的热爱似乎感染了他的乡长同学，在叶身文的办公室里，挂着许多杨斌拍摄的中华秋沙鸭的图片。这个细节或许并非可有可无。对专家们来说，在水鸟栖息地保护水鸟，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宣传，提高当地居民的保护意识。戴年华在调查报告中着重提到：对沿湖地区的中小学生、领导干部中进行宣传，“尤其重要”。
从某个角度来说，志愿者的加入微妙地改变了有些局部的调查态度和方法。林清贤的同伴说，林的脾气是，如果他不认识一种鸟，就绝不会说自己认识；计数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而作为专家组的成员，林清贤自称“最害怕两种情况，一种是随口乱说，一种是计数不准。”
辨别鸟类的种类和计数时，有时候争辩在所难免。林清贤强调眼见为实而不是根据经验下结论。
“鄱阳湖每年的环湖鸟类调查侧重于大型水鸟和珍禽，我们希望调查的水鸟种类能更全面。”林清贤说。可能，保护区工作人员进行的环湖调查和志愿者的调查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在观鸟爱好者眼里，一只白鹤的价值和一只鸊鷉的价值是平等的。”
林清贤曾去洞庭湖观鸟，从一个学者和志愿者的角度看，他对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体制更为赞赏。这次调查的目的之一是为自然保护区培训工作人员，至少在他看来，培训工作人员和湿地、水鸟保护一样是必要和亟待提高工作。

希望之重

长江中下游的鄱阳湖和东洞庭湖都是国际上有名的重要湿地，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这些年，大量的项目和资金投入已经初步显示出了成果。根据这些年环湖鸟类调查的结果，越冬水鸟的数量在缓慢地回升。但林清贤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更大范围的、同步的和合作程度更高的调查，就不能显示出一些重大的政策和活动——比如“退田还湖”、三峡工程、设立自然保护区等等——对这一区域深刻的影响。
“除了范围要广、要同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调查应该成为有规律的常态，只有长期、定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这样的调查，积累的数据才可资对比，没有对比的数据不能作为平环境变化的依据。”调查中，WWF、专家和志愿者很快就此形成了共识。
“这个项目如果顺利实施，可以说是多方共赢，但是长江中下游的环境变迁，要有长期监测，形成一个动态的监测体系，才能为科研和制定政策所用，”戴年华说。
WWF则另有不得已的苦衷。“这个项目受到资金来源的限制。我们并没有申请到足够的资金，能够保证几次调查所需。而且，即使按照我们的愿望，能够长期对长江中下游的水鸟和生态进行监测，还涉及到调查频度等技术上的问题，这些都要等到这次调查的结果出来之后，才有从长计议的基础和前提。”
“WWF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从本质上来说，不应该苛求他们所资助的调查具备长期性，环境监测和大型的定期调查，是国家部门应该建立的制度。” WWF的官员和专家数次向记者提及，欧洲国家对莱茵河、多瑙河这些河流的生态观测，无不积累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数据和资料。
“这才是这次调查真正的意义所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调查的数据和最后的成果，可能会给有关部门一个示范效应。这种调查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是有效和有必要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在这位老人看来，人类在大地上繁衍生息，水鸟则高飞在天空之中，要认识到并且深刻体察两者间隐秘的联系，需要有更高的智慧和科学精神。

上海文汇－新民周刊记者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