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树藏族自治州社会调查报告
（宋森／执笔）
作为今年参加由世界自然基金会主办，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资助的“还长江生命之网——2005湿地使者行动”活动的一名队员，8月4日至8月18日，和其他几名队员在包新康老师的带领下，通过拜访当地有关部门的领导、查阅当地政府部门资料、和当地学生交流及深入牧民家中调查、与当地民间环保组织交流等方式对玉树藏族自治州（主要是玉树县与治多县）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宗教习俗、医疗卫生条件等方面进行了调查。
玉树藏族自治州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全州都属于三江源保护区的范围，在治多县西南有以保护藏羚羊为主的可可西里保护区，在这里河网密布湖泊众多，被誉为“中华水塔”。在去玉树前，我们通过互联网查阅了大量有关那里的资料，资料显示这里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情况比较严重：如草场退化、草场沙化、鼠害、虫害……。基于对玉树州情况的了解，我们有针对性地设计了问卷。在做调查和访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地居民对当前环境治理已比较关注，同时对当地政府在这几年发展当地经济中的表现比较满意，但对落实“退牧还草还林”政策的力度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满。但是，不同阶层对退牧还草还林政策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差异。
虽然我们的问卷主要是针对当地牧民的，但我们通过走访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民间环保组织，通过和不同年龄、工作、阶层的人的交谈，如学生、个体户、政府工作人员、退休者、退牧还草中的“生态移民”等，使此次活动信息来源的丰富性得到了很好的落实。通过调查与交流，使我们对先前了解到的信息有了对比的认识，同时还了解到一些我们未曾想到的问题。现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整理，并对其中一些观点比较鲜明或争议较大的问题作能力范围内的分析。
一、关于玉树州当前的生态环境现状
被调查者基本上都认为近几年玉树州的生态环境与以前相比明显变坏,如草场退化、沙化严重，在治多与曲麻莱两县近几年沙尘暴比以前无论次数还是强度都有所增加。但当问到水资源现状时都表示水无污染，河水流量也没有减少，同时也说河里的含沙量较以前有所增加。
二、对当前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及其治理的看法：
在去玉树之前，我们从网上所查到的资料把三江源草场破坏的原因归咎为：过度放牧、草场鼠害、滥开金矿、挖虫草等几个方面，从中可以看出外界的人们把玉树州生态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归于人类的活动。但在我们的调查中惊奇的发现，无论是牧民还是城镇居民，大部分认为在那里基本上不存在过度放牧的现象，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从他们的先人开始，他们已经在那里以放牧的方式生活里上千年，他们懂得如何对草场进行合理利用，如轮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认为过度放牧造成草场被破坏的原因在于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走马观花式的参观，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深入牧区进行调查。对于挖虫草，他们认为这可能对草场造成破坏，但并不大，即使这点破坏也不是当地人所为，而是外地人造成的。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当地藏民挖过虫草后会把草皮重新覆盖上，而外地人则是破坏性的挖。被调查者认为造成草场退化的原因主要是雨水减少（今年例外），草长不起来；鼠害严重，鼠兔打动毁坏草根，挖出的土又埋住草皮；在曲麻莱县，主要是由于前几年滥开金矿所致。
对政府为保护作为“中华水塔”的三江源地区的草场以保证其蓄水能力而实行的退牧还草还林的政策，他们认为保护草场并不是简单的退牧还草还林这一政策所能解决的。在问到如何才能将这一政策真正落实下去，他们的回答是国家对牧民搬迁后的生活补助如能真发到牧民手中，牧民的生活有了可靠的保障，这一政策就能落实。在调查中，我们切实体会到了为了国家政策实行而搬迁的牧民们生活的艰辛，一方面，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草场和牲畜，另一方面，国家的政策并未落到实处，对他们的生活补助并未及时足额的发到他们手中，再加上玉树州没有厂矿企业，这部分人只好整天呆在家中。由于无所事事，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就酗酒闹事，打架斗殴；还有一部分人为了生存，就进行偷盗抢劫，给当地的社会治安带来危害。
当问到如何保护草场时，大部分人认为灭鼠是最好的办法。但这同样有存在问题，一是如何能够在用灭鼠药灭鼠是不对放牧的牛羊及其他鸟类和动物造成危害，二是这又与当地居民信奉的藏传佛教所提倡的“不杀生”的理念相冲突，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应是我们所思考的。
尽管大家都认可当地群众是维护治理成果的重要力量，但在谈到“保护环境的主要力量”时，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政府应该处于主导地位。对此，让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一位50岁左右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大爷的说法：保护环境主要还得靠政府，而环保组织可能更适合进行宣传。由于当地无工矿企业，除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工作的及做生意的人外大多数人基本上还是以畜牧业为生，所以当地群众尤其是牧民对自己的生存问题更为关心，如何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似乎比保护草场搞好环境治理更有吸引力。
谈到对保护草场有什么好的建议时，一位政府干部比较好地整理了其他人的说法：政府一定要加大投入，尤其是资金投入，确保搬迁后牧民的生活有保障，通过适当的宣传来加强群众保护草场的意识，同时一定不能忘记对下一代的教育；加强政府的领导和管理职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同时法制不是太强有力，应该对一些小的破坏活动（如挖虫草）也要有所限制。在治理过程中要避免一阵风似的形式主义；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做到齐抓共管。
三、玉树州的教育发展状况
在玉树州教育局，从旦争才仁副局长那里得到的资料是：玉树全州现有中小学203所，在校学生36899人，占适龄儿童的82%。其中藏族学生35677人，占总数的96.7%。全州有6所高中，大专一所（由民族师范学校和卫校合并）。青壮年文盲率占25%。全州现有专业教师2255人，藏族1881人，其中本科235人，大专887人，其余为高中甚至初中毕业生；小学教师合格率为100%，初中85%，高中45%，（对这组数据我持怀疑态度）。玉树州的教学实行“双语”教学，学生除学藏文外，语文、数学和其它课用汉语
谈到玉树教育发展的不利因素时，旦副局长说一是牧民居住分散，生活地点不定，流动性大；二是能源交通条件差；三是玉树的教育基础差、起步晚；四是地方财政吃紧，由于玉树没有厂矿企业，也就没有税收来源，教育全靠国家的投入，地方没有资金支持，只靠国家有时又不太现实；五是对于上学为走出去的牧民来说，这里的高考升学率低，考出去的难度大，这也打击了牧民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正如旦副局长所说，高考以汉语为选拔工具的方式对藏族孩子来说是一道鸿沟，再加上除了民族学校招收的学生入学后可能以藏文授课外，其他学校即使由于国家照顾少数民族的政策录取了藏族的学生，但由于上课时全部采用汉语，他们这些人很难能跟得上，最后也学不到多少知识，这也是一个制约因素。还有这里缺乏专业教师，尤其是英语、体育、美术，来这里的志愿者一是少，而是大部分不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无法发挥他们的特长。
谈到玉树如何解决这些困难时，但副局长说资金的问题他们除了尽力向国家申请外没有别的办法，有时为保证老师工资及时足额发放，他们甚至挪用其它方面的资金（这点在调查中也得到我的证实，在玉树，教师的工资比其它国家工作人员高，发的也较为及时）。对牧民的孩子，玉树州在各乡镇政府所在地建有寄宿制学校，牧民可以把孩子送到这里；国家近年在玉树实行“两免一补”政策，对在九年义务教育期间入学的儿童，免收教材费和学杂费，真正实行义务教育，对家庭困难的，给予生活补助，使他们能够安心上学。这一政策解决了大多数牧民子女上学难的问题。对于远离乡镇，地处偏远的牧民，他们在有条件的地方建有较为原始的“马背小学”、“帐篷小学”，但这些学校由于规模小，生源无法保障。
谈到他所担心的问题是，旦副局长说他担心的是外来文化对这里的冲击，尤其是年轻人，在丢到传统文化的时候没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而学到了其中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四、玉树州的宗教情况
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人口中97%为藏民，全部信奉藏传佛教撒家派的一支花教。藏传佛教的影响在藏民特别是中老年人的心中可以说根深蒂固，藏传佛教教义中有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对玉树当地人民保护那里的动植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佛教提倡“不杀生”，把山水虫鱼鸟兽都视为“圣物”，不允许当地人民捕鱼捉鸟，附近寺庙派有专人守护，发现有人违例就会对其进行处罚。就如在调出中许多人所说的那样，藏民生存的精神支柱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在每一户牧民家中，你都可以发现在屋的正中悬挂有活佛的照片，在路上也可以见到嗑长头到拉萨朝圣的虔诚的信徒。
受到佛教中“一朵花的生命和一个人的生命是平等的”、“不杀生”这些思想的影响，藏族人民对自然可以说是关爱有加，在挖虫草和其他药材时挖过后会把草皮在重新覆盖在原先的地方，他们更不会下河捕鱼。在一些情况下，藏传佛教在调解人与人的关系，在调解社会纠纷中发挥的效力甚至大过了法律。
五、玉树州的医疗卫生状况
调查中发现这里发病率最高的几种病为：包虫病、关节炎、地方性甲状腺水肿、鼠疫、砷中毒。牧民们生病除非挺不过去，基本上不到医院就医。这里也有和内地一样的医疗费过高的问题。在调查中，即使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也说医药费和他们的收入相比很少有人能承受住。这几种常见病又和当地的生活环境有关：关节炎主要由于牧民居住房屋潮湿，再者挖虫草时整天跪在草地上所致；包虫病主要指引起肝炎的肝包虫，主要是牧民们饲养的牛羊就拴在房子周围，不讲卫生所致；地方性甲状腺肿是由于商人为了省下加碘多出的那点钱而卖给牧民们没有加碘的盐，致使牧民尤其是远离城镇的牧民们患病；玉树的草原面积广，鼠害严重，那里的医疗设施又不完善，鼠疫的发病率高也就不足为奇。
六、一点建议
首先是我们的政府今后工作的重点应是如何想方设法把国家的政策真正落到实处，真正把牧民利益保护好。牧民为了国家政策的实行，离开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放弃了他们熟悉的生活方式，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如果我们的政府部门不能够为他们提供过日子的必需条件，让他们过上安定的生活，一旦出现大面积的牧民回流，受到伤害的将不仅是牧民们，政府受到的伤害将更大，国家为推行退牧还草政策的努力也将付诸东流。同时政府也许应加大环保宣传，如让挖虫草的人都知道使用哪种方法较为科学，让老百姓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有什么困难，需要老百姓怎样来支持政府的工作，最重要的还是政府做事要多从百姓的角度考虑。
其次政府要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力度，尤其是资金的投入，让牧区的孩子们尽可能得都得到上学的机会，同时也要加大对边远地区青壮年文盲的扫除力度，使那里人们的文化素质得到提高。教育发展状况代表着一个地区的文明状况，只有使偏远地区的教育得到长足发展，使那里的人们掌握了科学技术，才能促进该地的经济发展。同时，国家也应根据当地教育的实际情况，编制适合当地教育现状的教材，加大对民族地区教师的培训力度，大力发扬民族地区的优良传统，在传授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将民族的文化传承下来，使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的藏族孩子会说藏文但不会写藏文的现象在以后不会出现。
第三，政府要加大对在退牧还草中搬迁出牧区的牧民们从新掌握一种赖以生存的技术的指导力度，并且为他们的重新就业提供保障，为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在新的地方有事可干，衣食无忧，安居乐业，这样也能为当地的社会治安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社会安定，才能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反过来才能为百姓带来更大的实惠。
最后，则是媒体在环保中的角色问题。众所周知，媒体已经在当今社会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但媒体对于公众环境意识的引导就差强人意了。据统计，1997年，在全国76种非环境专业报中，环境报道的篇幅占总版面的1.16％，但广告版面在总版面中占到26.02％。这组数据直观地呈现出媒体对消费意识和环境意识引导功能的差异。由于脱离中国资源承受能力，人们过分追求奢侈、享受的生活方式，使中国出现严重的资源透支和惊人的浪费并存的现象，因此大力倡导可持续消费观念对于媒体来说责无旁贷。同时媒体的环境报道多以正面报道为主，为政府的环保工作造舆论、造声势，却对环境问题的监督和批评不足，使得公众对环境变化趋势的认识过于乐观。如果媒体只做片面报道，对生态问题避而不谈，就会导致公众不了解生态环境问题的真实情况，对环境状况的估计过于乐观，而且会影响政府部门决策的客观性。因此媒体的环境报道需要彻底摆脱"政府主导型"的模式，充分发挥新闻监督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