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梁春: 中国“去煤化”的困难与前途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于1988年,是联合国旗下的一个政府间机构。IPCC负责对世界上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现有最好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信息进行评估,自1990年起已陆续发布了四次评估报告。2013年9月底,IPCC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布了第一工作组(WG1)有关气候变化自然科学基础的工作成果,自此拉开了第五次评估报告(AR5)发布的序幕。

IPCC的报告本着全面、客观、公开和透明的原则,力求平衡地反映现有的各种观点,并具有政策相关性。由此,IPCC对于气候变化谈判以及各国的政策制定都有重要的影响,IPCC以往发布的报告也都显著地推动了国际气候制度的构建,促进了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2007年,IPCC还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可以说,IPCC集中了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汇集了全球最新的气候变化科研成果,为我们提供了的关于气候变化最为权威和最受认可的科技认知和政策依据。


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研究成果的重要结论

AR5 WG1基于了最新的科学进展,进一步阐述了造成气候变化的人为和自然因素、描绘所观测到的气候变化、说明对气候变化现状的认知和归因、并且预估未来的气候变化。AR5 WG1的主要结论都更加明白地展示了气候变化形势的严重性和迫切性。AR5 WG1认为气候变暖是毋庸置疑的,并且“极有可能”(大于95%的概率)是由于以燃烧化石燃料为主的人类活动而造成的。

报告指出,自1950年以来,气候系统观测到的许多变化是过去几十年甚至千年以来史无前例的。1880至2012年,全球海陆表面平均温度呈线性上升趋势,升高了0.85℃;1983至2012年间每个十年的地表温度均相继高于1850年以来的任何一个十年,并且1971至2010年间上层海洋增温同样毫无争议,每十年升高0.11℃。过去二十年里,格陵兰岛和南极的陆地冰盖持续消融,几乎全球范围内的冰川都在消退,北极海冰和北半球积雪面积也在减小。此外,1850年来海平面升高的速度比前两个世纪的平均水平更快,1901至2010年间,全球海平面均值升高了0.19米。不仅如此,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也在发生变化,很多都趋于严重或更为频繁。

气候变化的未来预测同样不容乐观。报告采取的四组代表性情景集合中,有三组都预计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可能比1850至1900年间升高1.5℃,其中两组预计还可能超过2℃,有的情景甚至超过了4℃。此外,温升会继续呈现出年际至十年际范围上的差异,并且在地域范围上也有所不同。与之相关的,热浪侵袭可能更为频繁且持续更为长久,而降水的变化也可能强化目前分布不均的状况,可能使得极端天气事件和灾害成为新的“常态”。此外海洋面临的形势也不容乐观。海洋增温将会持续,并且从浅层海水过渡到海洋身处,进而影响到整个海洋洋流。海平面上升很可能超过当前观测到的速度,各个情景集中上升的幅度在26至82厘米不等。气候变化本身也还将影响到地球的碳循环,使得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的趋势加剧,并加大海洋酸化的程度。

纵观IPCC的历史,科学家们不断地向我们传达着愈发严厉的警告和悲观的预言。继续大规模和高强度地燃烧化石燃料,将会把人类星球推向灾难。IPCC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报告同时也指出,即便立即停止排放二氧化碳,气候变化仍将持续数个世纪之久。人类在过去、当前和未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将会影响到今后几个世纪的气候系统状况。照此理解,未来的气候“天灾”实为“人祸”。人类造成气候变化已是确凿无疑,拒绝行动意味着“饮鸩止渴”。


面对化石能源的迟疑行动

与上述警示相对应的是,全球各国在戒除碳瘾上仍然顾虑重重、迟疑不前。2013年6月,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监测网的多个监测站数据显示,地球大气的CO2日均浓度值已突破400 ppm(parts per million),成为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事件”。同月,国际能源署也表示,2012年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了1.4%,达到创纪录的316亿吨。紧接着2013年8月20日,全球迎来了今年的地球生态超载日(Earth Overshoot Day)。这表明人类在今年已经用完了地球能够可持续提供的自然资源和生态服务预算,进入生态超载的赤字状态。地球生态超载日几乎每年都在提前,其中碳足迹构成了生态超载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人类似乎并未从先辈们的古训、科学家的预言、以及自然界的警示中有所觉醒,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对于化石燃料的依赖,相应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及其所带来的气候变化风险都在与日俱增。

对于中国而言,以燃烧化石燃料为主的人类活动同样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主要来源。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中国更是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较大的国家之一。2013年,江南、江淮、江汉及重庆等地出现大范围、长时间、高强度的高温天气,同时在入汛以后,全国多地持续遭受暴雨袭击,尤以东北三省、四川盆地等最为严重。极端天气和气候灾害频发,气候变化的影响难辞其咎。对于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而言,中国具有战略安全意义的农业体系、较为脆弱的生态系统、经济发达和人口稠密均相对集中的沿海区域、以及包括水资源在内的本已趋紧的自然资源,都经受不起由于气候变化所逐渐累积起来的系统性风险。

在中国,化石能源也是造成空气污染和健康损害的罪魁祸首,并且还带来资源枯竭、能源安全、生态破坏、垄断与暴利、安全生产、国际形象等诸多问题。尤其是去冬今春全国大范围、长时间的空气灰霾污染,其首要污染物(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臭氧O3)的主要来源都直接指向燃煤(发电和采暖)、机动车等由于化石燃料燃烧而产生的排放源。应当指出,全国大范围持续的灰霾天,不仅经济运行频受干扰、各种防护成本飙升、资产质量下降,而且公众的健康状况和生活品质已经受到严重影响,资源与环境对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制约性瓶颈已经凸显。


100%可再生能源的2050愿景及“去煤化”趋势

中国迫切需要针对其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体系,革命性地实现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大规模替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化石能源带来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实现国内可持续发展的挑战。2011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了《能源报告》,为人类勾勒了清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美好愿景,并在技术上证明了全球到2050年能够实现人人享有100%可再生能源。无独有偶,丹麦学者Henrik Lund也提出了100%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的选择与模型。令人欣喜的是,高比例甚至是100%可再生能源的能源转型路线图已经被部分国家纳入国家立法或政府规划。

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实中,全世界正在呈现能源体系向清洁化和低碳化发展的新趋势。2013年6月,奥巴马表示美国政府将不再通过其进出口银行给开采和生产煤炭的国外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随即今年7月,世界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EIB)也表示将停止为燃煤发电项目提供融资。紧接着9月,奥巴马在访问瑞典期间,北欧五国和美国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宣布将停止在海外资助建设新的火力发电厂。煤炭行业和燃煤火力发电在部分发达国家遇到的压力正在逐渐加大。

美国通过碳排放标准的形式为新建电厂设定上限,一方面有“页岩气革命”所带来的廉价燃气做支撑,自然形成天然气对煤炭的市场挤出效应;另一方面这一转型也客观上有利于美国减少其碳排放水平,为其在国际气候谈判和国内政策制定中赢得更多余地。反观欧洲国家的“去煤化”进程,自日本福岛事故之后,部分国家由于其态度鲜明的“去核”立场而反使其煤炭消费有所增长。部分欧洲国家和欧盟金融机构此时提出“去煤化”,更多地是为了实现控制碳排放的诉求。但由于缺乏技术上更加可行、经济上更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在当下经济形势疲软和政府财力受限的形势下,欧洲国家的“去煤化”走得相对艰难一些。

激进国家和多边金融机构掀起的这场金融体系“去煤化”仅仅是初现端倪,其未来发展尚且有待观察。然而,如果“去煤化”渐成趋势,有可能会促进更多国际和国家金融机构转变对燃煤电厂项目的融资态度,甚至可能通过国际压力影响到全球或主要国家的制度环境和市场规则,深刻改变资本领域对煤炭资产及行业的盈利预期与战略定位,为真正实现“去煤化”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不难发现,中国的“去煤化”也在悄无声息中前行,其核心在于降低煤炭在整个能源体系中的占比。与美国和欧盟的初衷不同,中国的“去煤化”首先更多是行业发展周期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煤炭行业经历了“黄金十年”,目前已经步入产能过剩和行业重组的阶段。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增速放缓、国家对于高能耗和高排放行业的结构调整政策、以及中国长期以来对能源体系的高效和清洁转型,使得煤炭需求的增长进一步得到放缓。上述影响又进一步得到了全球经济疲软、以及“页岩气革命”带来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体系重构效应的正向叠加。最终,随着全国治理大气污染行动的开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首提力争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开始触及到中国能源体系“去煤化”的进程。

中国在“去煤化”的历程上,对常规和非常规天然气所能起到的作用应当保持审慎。煤改气、煤制气等措施,虽然可能使得中国重点地区的能源体系在短期内更加清洁,但毕竟中国自身仍然不是石油、天然气等优质化石能源的资源大国。大范围和高强度地以天然气为重点进行燃料替代,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中长期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加剧国际市场的供需和价格波动风险。几年前,俄乌斗气,欧盟遭殃,中国亦应当引以为鉴,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这在中俄以及与中亚各国之间关系尚存微妙的当前尤其需要警醒。

与此同时,随着外调电力比重的加大,中国政府也应当更为强调可再生能源发电在电力体系中的比例,解决好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上网、输配和利用等关键环节的问题。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如果仅仅更多依靠来自山西、内蒙古和陕西的煤矿坑口电站,虽然降低了重点地区的污染排放水平,但无助于京津冀地区降低其自身碳强度,气候变化所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仍然存在。此外,煤改电并非根治了污染来源,而且将排放源迁移到大气环境容量尚有富裕的欠发达地区。但是,燃煤电厂的转移虽然都伴随着技术和能效的改善,但仍然会使得相应西北地区蒙受环境压力,加剧其本身已经趋紧的水资源和水环境形势。

在一个“富煤、缺油、少气”的国家,逐步实现“去煤化”是一场极具智慧的历史考验。中国在实现能源体系向清洁低碳方向转型的过程中,应该更加重视资源更加丰富、产业颇具基础、技术创新日渐增强、并且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巨大的可再生能源。在产业自身优势、国家战略共识和政府配套措施的基础上,能源生产和利用若能实现在技术上和经济性的进一步突破,中国有可能实现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能源革命,并进而促进第三次产业革命在能源领域的大步向前。


本文作者:邓梁春(WWF气候与能源项目研究员)